0772 义无大小，概是正气

两衙军事然无存，就算是陕州以及潼关方面后路马陆续都，也是不足两万甲卒。且不说神都秩序的重建，一旦他四叔的旗号在河北竖起来，即刻就要组织渡河征讨，从速定，避免河北局势糜烂成灾。

杨嘉本等关陇残余势力，李潼并不怎么放在心上，这些货大凡还有料，不至于让神都局势崩坏成这个样子。但这些所掌握的门生仆，仍然是一可观的力量，值得接纳吸收。

一气放出几千个低品武官的散职，包括相应的禄料发给，李潼也并不感觉心疼，事实上他早有将六品以下武散阶作为大规模功劳给授的想法。只不过此前行台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权力，军功酬给的时候只能在钱帛方面加大力度。

贞观年间定制，凡九品以上文武职事官，皆带散官衔，谓之本品。这话说起来就像是文武散官仅仅只是官员相应的职称与待遇，是辨别品级的一种标准。但事实上，虽然有官则必有散，但有散则未必在官，后者才充分体现了大唐官制贵族化的一面。

所谓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这其中封爵、亲戚、资荫，统统都意味着政治资源的世袭化，只要生在权贵家，母胎里就带着官品。

秀孝是指的才德、姑且不谈，勋庸和劳考则是事功，只有做了官才能谈得上事功，才有了叙阶的资格。

李潼倒不排斥政治资源的父死子继，毕竟他自己出身既尊贵、爸爸又多。而且对于如何除世族政治、贵族政治，历史也早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发展科举，让朝廷选士的途径更加下沉普及。

但是在军事上，历史给出的答案则就相对比较晦或者说沉重。虽然原本的历史上，受困于军事才的断层，武周后期开设了武举，但武举给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回哺则就远逊于科举。

这当然也很正常，军事本身就是一个实强的领域，也是统治集团最为关心与防备的话题，检验与试错的成本都极为高昂，远不同于科举、政治。

如今的大唐，在军事方面又是一个而后立的渐变过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业已崩溃，而大规模的募兵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开元、天宝由盛转衰的经历也说明了即便这一套体系建立起来，所带来的结果未必能尽如意。后世多有诟病的盛唐时期节度使权力畸大以及重用胡将士等问题，除了唐玄宗晚年扒灰降智，其背后也都有着刻的社会原因。

李潼也算久掌军机并且经常身临前线，抛开更加宏大的军制问题不谈，事方面他感受比较刻的一点就是军队方面上升途径实在是太少了，普通的小卒、哪怕是一线的锐战卒，如果没有特殊的际遇，几乎不可能获得升迁，从卒提升为将。

军队中的将领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出身寻常家，这一点在行台西军中也不例外。将领主要获取途径，在于两衙诸卫的宿卫体系，特别是南衙亲勋翊三卫，这三卫中主要成员就是官宦子弟，天然的就已经把平民子弟排除在外。

所以李潼也一直在考虑，放低一下军功的酬给标准，特别是低品武官的给授，让普通士卒通过自身的努力相对更加容易的完成从兵到将的过渡，以此激发底层士卒们的尚武勇义，同时给朝廷开拓一下军事才的遴选规模。

至于这当中所产生的行政开支，首先低品散官没有职事在身、是不给俸禄的，其次即便他们享有一些经济特权，掉一个国公所节省的禄料开支，弥补百十个低阶武官的损失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的普给滥授会不会造成武散官含金量直线下降？这是一定的，但那毕竟是以后需要面对的问题。李潼这种奖犒力度还是小的，他们李家刚造反那会儿，高祖李渊打进关中普授五品官，被劝谏封赏给的太泛滥了，但李渊回答咱是造反、不是吃席，如果不成功、他妈的命都没了，现在计较这个就是多余。

眼下李潼所面对的局面虽然不是起家造反那么艰难，但也是社稷存亡、多事之秋，如果搞不定，祖宗都得让给扬了，更没有必要拿几年、十几年之后将要面对的问题来制约当下的言行选择。

而且这一次群众们在则天门前助阵扑杀叛军，功劳的确也不小。虽然我家大门常打开，但那是北门自家瞎闹腾，这一次差点被正面直刚，想想也让觉得后怕。所以超格论功行赏，也是理之中。

借着赏格公布、群振奋之际，李潼又下令进行营伍整编。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花巧，在场神都群众三四千，三百编成一营，以五十名在守则天门的行台老卒为核心，将已经阵列整齐的神都群众逢十抽一，很快就编成了十五个营队。

有了基本的军事编队后，接下来再使派任务就简单多了。诸营分成三班，两班出巡全城，一班留守皇城，肃清城中街道，若是遇到大规模的卒流窜亦无需出击，尽快回奏皇城，由皇城出兵捉讨，捉讨使由行台部将赵长兴担任。

当定使陈铭贞率队出巡全城之后，李潼才终于有时间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