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吕后以后，执政的黄老学派政治家们，亲眼目睹了高帝和吕后时期，对商业打压引发的几次经济金融危机。
加上黄老政治家们信奉‘不
涉
民’就是最大的善政，让民自由发挥，就是最好的政策。
所以呢，也对商保持了‘不涉’政策。
只要不犯法，随便他们怎么玩！
便形成了太宗至今上元鼎年间的汉家商业资本黄金五十年。
那个时候的商，真的是舒服。
没有重税，没有监管，也没有官府的涉。
他们想卖什么就卖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涌现出了无数金融家、跨国商。
这些的生意，甚至做到了国家层面上！
吴楚七国之
的时候，长安的子钱巨贾无盐氏，甚至敢向周亚夫放高利贷，事后还连本带利的收回了贷款。
马邑之谋的献策者，马邑大商聂壹甚至能见到匈
单于，在单于庭列为座上宾！
不过，因为太自由，太舒服了。
所以，他们很快就忘记了秦代的教训与汉初的事
。
一个比一个拽！
连素封这个概念都炒作了起来，訾产百万、千万、万万的富商们，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一个个酷炫狂霸拽。
他们甚至连诸侯王、列侯也不放在眼里。
坐拥无数资源和财富的商贾们，挥舞着黄金与铸钱的大
，上怼公卿，下欺民。
终于搞到弃鬼厌。
告缗令之下，
家灭族，妻离子散。
而杨可主持告缗之事，则宣告了儒法的正式联盟。
儒家接受了法家的很多主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换取法家全面支持儒家秉政和春秋决狱。
于是，仇商成为了政治正确。
张越自然也知道，自己现在是不可能撬动得了这个事的。
他也不打算去做这个事。
打压、限制和控制商贾和资本，是所有大一统帝国必然要做的事！
因为，资本无国界。
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也没有国界。
为了赚钱，他们才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叛国或者卖国呢？
张越想做的事，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
商贾和资本，只是为了完成这个事的工具。
工具，就应该好好听话，乖乖听令。
做主让它们做的事，绝对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谁敢生出这个念
，就要立刻摁死他！
故而，张越也跟着大家一起，感慨着道：“商贾之祸国殃民，实在是可恨！可怜我临淄父老，竟受此荼毒！”
张越感慨着就看着隽不疑，问道：“临淄士大夫贵族，难道就放任这些蠹虫？”
隽不疑听着，
感惭愧，低下来，道：“临淄官员士大夫贵族，早就与之狼狈为
了！”
“侍中公难道没有听说过吗？近二十年来，临淄迁徙茂陵的富商，全部都是在临淄得罪了大物的……”
“而那些能讨好临淄贵，不吝重金行贿者，根本就不会上那个名单！”
听到这里，张越猛然抬起来，一拍大腿！
因为他找到了青徐扬三州基建资金的来源！
临淄城百万
，富商无数。
他们积蓄的财富和资源，恐怕多到数都数不清楚！
若能宰了他们，那岂不是？
更妙的是，杀商贾，这在汉家和诸夏，一直就是政治正确。
商为富不仁，多有原罪在身，手上沾满鲜血，每每统治者对商下手，从来都能赢得民心、军心和财富。
最妙的是根本不会有给这些说话。
汉季不是明清，官僚权贵和商的联盟没有那么亲密。
就算真有官商联盟的很紧密的，也不会有傻子真的愿意为了商贾贱民而和国家、民意对抗。
那不是找死吗？
所以，若能找到一个借，一个合适的理由。
将整个临淄大商贾全部掉。
天下和舆论界只会点赞，而不会有其他意见。
这也是中国商和资本的悲哀所在。
大一统的帝国和帝国的统治者，从来不会去考虑他们的想法和态度。
哪怕是张越这样的穿越者，遇到问题，首先想的到是宰肥羊来过年。
而且，做这种决策时，心里面是毫无压力和愧疚的。
对付商，不像对农民，要考虑社会影响，要考虑心。
对商动手，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
隽不疑却是看着张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