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渐渐明晰的局势（二）

地方士绅始终没有忘记前明政权的主要原因所在，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了。”

看到这里，郭普夏放下了文稿，轻啜了一浓茶。这段话，当真是说到他心眼里去了！多年以来，因为“出身原罪”，从李自成、李过时代开始，湖广、江西等地的士绅就始终对李顺政权若即若离，甚至还抱以敌视的态度，这从当初李过开科取士应者寥寥就能看得出来。因此，李顺政权一面继续与地方士绅联络感，一面将裁汰下来的大量军士（因为农民军的特，军队数量庞大，且男老少皆有，品流复杂）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县，开垦荒地、充实地方的同时，也能加强大顺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

后来，随着东岸果断介中国局势，清军大举南征遇阻，李顺政权转危为安之后，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绅与大顺政权表面上的敌对没那么强了，合作开始渐渐变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虑到以前的局面，李顺政权上层对这些始终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尤其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将、老帅乃至皇帝（李过、李来亨父子）很多都还在世，他们自然不可能对士绅们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层、文化水平偏低、思维不受腐儒条条框框束缚的他们，对于如何快速捞钱、生产粮食、制造军需物资很感兴趣，即对来自东岸的那一套倒比较中意。再加上彼时东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给他们转让了一些技术和设备，同时帮着在烟台学院（原抗清军政大学）培养了一批部，这些与湖广、江西原本比较微弱的资本主义火星相结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时间，最终将这些小火星发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当之不容易。

客观地说，这些资本主义作坊为李顺政权生产了很多财货，并通过行销各省赚取了大量利润，即李顺政权等于是用商品经济来从周边诸省吸血，进而供养己身。不然的话，你以为光靠东岸的援助，李过、李来亨父子二就能维持得了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么，虽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来并不高。

但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在发展的初期，自然都会面临传统文化、思想、体制的重重压制，严重阻碍甚至消灭其发展，除非你能找到一处如华夏东岸共和国那种白地，并一开始就确立好规则，然后慢慢往里面填，并小心翼翼地呵护维持原有秩序的不改变，如此才能平稳发展起来。可在顺国境内没有这种条件，于是便很轻易地就导致了新生势力与传统社会的碰撞，进而严重到割裂了整个社会，造成了无数的问题。要知道，衡阳、南昌、赣州等地，就经常发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烧、抢事件，前往城里做工的工也被乡下族长索回，在这个时候，因为才储备的不足，很多地方州县的官员都是士绅出身，他们在处理此类事件时甚至还偏袒那些所谓的乡贤、族长们，痛斥制造工坊“终逐利，败坏风气”云云。

东岸为了保住李顺政权，曾经通过郭普夏给李来亨总结了一套从思想领域分化、瓦解士绅敌对势力的思路，即重新定义传统的儒家学说，并搬出了最近几十年内的一些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颜元等的著作——这里一句，上述诸的著作，李顺政权读的都少，读通、读透的更是不多，反倒是东岸一一搜罗，并在本土首都专门请研究——从中引申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论，重点抨击了此时占据思想界主流的宋明理学思想。

比如，他们拿出前明李贽的“童心说”，对理学家宣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思想进行了批判，正如“夫天生一，自有一之用，不待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乎？”

李贽认为不能被传统礼教所束缚，主张冲一切传统藩篱，追求自己独特个的生活，鼓吹心灵的觉醒，歌颂真实的生，充满了文主义思想，与欧洲冲中世纪藩篱的文艺复兴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从思想领域瓦解敌对势力的招数，对东岸来说也是第一次实施。他们在国家报总局的牵下，将李顺政权当做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观察这种思想武器的效果。当然他们也做好了失败的充足准备，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守旧的思想太根蒂固了——虽然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冲传统旧秩序的思想领域的变革，如文主义思想，但这种思想在欧洲此时已渐渐成为主流，可在中国自从诞生后就一直是小众的异类，始终未获得多少的认可，拿来招揽信徒、团结同志可以，但若想靠这个一举突旧社会的枷锁，还离得很远，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不间断的思想领域的洗礼，使得更多的认可它，正所谓西风东渐是也。

好在李顺政权对东岸也比较信任，推行起这种所谓的“新政”也比较雷厉风行，并且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尝到了一定的甜，故不论地方士绅及他们掌握的舆论界如何诛笔伐，他们始终坚定地维护了新兴的工坊制造业和商阶层。而这些商阶层也比较机灵，通过与大顺军阀们的集合，政治上获得了靠山，然后开始在经济上资助信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