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谶由谁造？

你所说的“智谋之士”哪？咱们只好先存着这个心，然后耐心访察和等待。

再无别事，荀崧便又关照了几句相关猫儿的婚事后，辞了出去。裴该重新拾起案上文卷，却发现根本就读不进去，忍不住释卷而手按脑侧，凝细思——他还在想那则谶谣之事。

这则谶谣传关中，其用意恐怕与在洛阳传布大相径庭，必然是另外一票所推动的——多半就是裴嶷！不过叔父虽然不以学问见长，终究家学渊源，水平不低啊，知道把后面的蛇足给铲了去，光传前面两句。只是由此思路发散，裴该猛然间想到：原谶会不会也是自己所造的呢？！

谁能肯定，原谶一定是想构陷自己，与裴嶷传布新谶于关中，用意不同啊？倘真如此，那么其也便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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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该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才终于把案上那些文卷消去了大半，剩下的按照一般进度，逐处理便可。可是他才刚缓过一气来，裴诜便来禀报，说江东起……

最先传到长安的报，是说丹阳王下令于丹阳国内释放僮客，随即吴兴周、沈两家豪门便即掀起反旗，丹阳王急召武昌的镇南将军王敦率兵往救建康。裴该得报，当即一语道：“此必王处仲所设谋，欲要挟丹阳王也！”

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王敦第一次起兵谋反，就是剑指刁协、刘隗，其契机也正是释僮之政；再加上沈充那不是王敦的亲信么？则其造反而无王敦授意？谁信哪！想不到历史进程虽然大改，该发生的还是一样会发生……

只不过王处仲这回没有公然树起反旗，而是迫使司马睿下了调兵之令——估计王导在其间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此一来，他所处的形势自然大好，后无陶侃、甘卓、司马承等的牵制，前亦无戴渊、周札的拦阻，关键是师出有名啊，就连朝廷都拿他没招儿！

估计王敦这回是能够顺利进建康城的，而即便他事后凌迫司马睿，只要司马睿没有明确上奏弹劾，朝廷亦无可论罪……加上国家方有事于北，只要双方不彻底撕脸皮，暂时是不会再向南方用兵的。

就不知道刁协、刘隗，是不是仍旧落得个原本历史上一般的下场了……不过如今中原在晋，羯势不雄，估计刘大连就算落跑，也不会再往河北跑了。他会不会来找自己呢？此是否可用啊？

裴该便命裴诜密切关注江左态势，随时向自己汇报。然后他略有了些空闲的时间，便依照惯例，前往各部办公场所，前去巡查、督责，看看是否有荀崧所谓的“浮躁之气”出现——当然啦，他尽量只看或者问，而不表态，更不便隔过裴嶷和陶侃直接对各部掾下命令。

就此不禁想起一桩《三国志》上所载旧事来——想当年魏明帝曾经前往尚书台，尚书令陈矫跪迎，问道：“陛下欲何之？”明帝说我打算“按行文书”，看看你们的工作状况。谁想陈矫却说：“此乃臣等职分，非陛下所宜驾临。倘若以为臣不能称职，则请陛下黜退，否则，陛下宜还。”明帝大惭，回车而返……

汉魏以来，直至隋唐，君主的独裁权并不甚重，具体来说，则君主只有政令权，并以之分授宰相，对于具体行政事务是不应该涉的——根据儒家理念，上下有序，国家始安，而这有序既代表了臣不能侵夺君主之权，也代表了君主不必躬亲琐碎之事。皇帝不应该亲临尚书台，即此理也。

然而如今裴该在长安，却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视察哪个部门的工作，就视察哪个部门的工作，为其非君也。但即便宰相关注细务，也是会遭到史家异言的，只有如邴吉那般“识大体”，如陈平但云“有主者”，才是真正的宰相职份。

其实此前陈頵也曾经规劝过，说大司马你应当只关注大政，具体执行，不当亲理，甚至于都不应该直接跟小吏打道，裴该全当耳旁风——那不就上下隔绝了嘛。然而如今想起荀崧所言，又觉得有些道理——我忙得不可开，却还抽空关注细务，不要搞得跟诸葛亮似的，最终活活累死啊……而且如此一来，中下层官吏会不会有不受信任之感呢？善待群下，甚至于跟他们打成一片，那是应该的，就好比我时常军中与小卒相谈，但具体营务，确实不应涉。

而这，就需要有一个代替我宣导政令，并且监控执行部门的机构……魏晋以来三省之设，不为无益啊……

既然想到这里，他也就逐渐减少了自己对各部的督责，基本上只是去恳谈几句，联络一下感而已。其间在警部与其掾李矩李茂约谈的时候，偶然间想起来，就问：“王、庾二子，可在从尊夫习字么？”

李矩说对啊，随即就从怀中抽出几张纸来，递给裴该，说这是那俩小子近的习字，明公请观——看起来他对自家老婆的这俩弟子也甚为喜，时常揣着他们的手书到各处去炫耀。

裴该先展开王羲之的字来看了，不禁赞叹道：“右……”差点儿要说“右军”，好在及时改——“逸少此字，实不似少年。”其实他对书法也没有太多研究，甚至瞧不出来这跟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