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四章 孔孟之道

，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所记。原宪、漆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漆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论语》既是语录体又是若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之不己知，患不知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

《论语》的作者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问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有说，这是“孔子述时之言”，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对这一解释加以驳斥。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其著作年代有先有后。崔述《洙泗信录》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从词义的运用上可反映出《论语》的著笔先后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博大，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范畴——中庸。仁，首先是内心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不倦的可贵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就己与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的主观能动之取舍，施是个主观能动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