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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丞相酂侯萧何,食邑酂县一万户,就是酂县的一万户家,将每年收成的十五分之一,
给萧何作为租税。
按如今汉室家家户户百亩田,平均亩产二至三石来计算,每户家每年所要上缴的农税,大概是十五到二十石粟米。
也就是说,当朝丞相酂侯萧何,除了丞相职务每年四千石的俸禄之外,封国租税一项,还会有十五到二十万石粟米的收。
比起十数万石的租税,那四千石的俸禄,对萧何而言显然不值一提。
当朝丞相都如此,就更别提其他的功侯贵勋,尤其是那些赋闲在家,没有俸禄,只有封国租税的彻侯了。
如此说来,长安朝堂,乃至于整个功侯元勋阶级,都对涨的粮价视若无睹,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了。
很简单,还是拿酂侯萧何举例:如果粮价每石百钱,那萧何当年收租税十五万石,便价值一百五十万钱。
可若是粮价涨到每石千钱,那萧何当年的租税收,就会变成一千五百万钱!
按照汉室成年男子每年二十石左右的粮消耗,无论萧何再怎么酒池
林,封国产出的十五万石以上的粮食,都不可能全被萧何一家吃完。
不单萧何,凡食邑千户以上的彻侯,其当年租税收的九成,甚至九成五,都是要卖出去换钱的。
这就使得原本应该充当裁判员,替百姓平抑物价,稳定粮价的整个长安朝堂,都成为了粮价涨最直接的既得利益者。
——此时的朝堂,别说三公九卿了,就连担任长乐宫西南宫门门尉的吕产,都顶着个洨侯的爵位!
除了阳城延这样极端特殊的例子,在如今朝堂,谁要不顶个几千户的彻侯食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朝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