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报名表，心里五味杂陈。
我辛辛苦苦、一笔一划写出来的、那些黑色的、沉默的字，从一开始就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了。
它只是为了给我这件普通的货物，贴上一张闪闪发光的价签，好让那个看不见的、名叫市一中的、昂贵的柜台，能名正言顺地接
收我。
汪主席走后，我们家那张铺满了废报纸的方桌，就成了一张没有硝烟的战场。
妈妈没有再问过我一句“想不想参加”的话。她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红色的报名表，用一块小小的磁铁，吸在了我们家那台雪花牌冰箱的门上。那张刺眼的红色，和冰箱那身斑驳的、泛黄的白色油漆，形成了一种很不协调、却又无法忽视的对照。
她对我练字的要求变得比以前严格了无数倍。
她不再只是握着我的手，教我笔顺和章法。她会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我的对面，像一个最严苛的监工。我的手腕稍微抖了一下，她会立刻说：“重写”；我的一个撇捺，稍微顿挫得不够有力，她也会立刻说：“重写”。
我们家那叠原本可以用上一个月的毛边纸，开始以一种惊
的速度消耗着。每天，我写完字后，厨房的垃圾桶里都会堆满一团团被我揉得皱
的、沾满了黑色墨迹的废纸。那些废纸，像一具具小小的、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沉默的尸体。
有时候，我会写到很晚。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家属院里，别家的窗户里都传来了电视机里《新闻联播》开始时，那段熟悉的、激昂的音乐。而我们家，只有那盏十五瓦的、昏黄的台灯，和妈妈那一声声不带任何感
的、“重写”。 我能感觉到，她不是在教我写字。
她是在用一种近乎于自虐的方式，训练我，也是在训练她自己。她好像觉得，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听话，就能把那个已经被“打好招呼”的、内定好的结果，变得……更像那么回事一点，更能让她自己，在面对那个结果时，感到一丝丝的心安理得。
而我们家那台金雀彩电，就在那段时间开始出一些奇怪的毛病。它的颜色变得很不稳定。有时候，新闻联播里，那个穿着蓝色西装的男主持的脸会突然变成绿色，像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水鬼。有时候，天气预报里，代表着晴天的、红色的太阳又会变成紫色，像一个熟透了的、巨大的茄子。
妈妈找了家属院里那个据说很懂电器的李叔叔来看过一次。李叔叔拆开后盖鼓捣了半天，最后摇着
宣布，是里面的显像管老化了，没得修了，除非换个新的。
“就先这么看着吧，”妈妈对李叔叔说，语气很平淡，“反正，是红是绿，也碍不着看字幕。”
那之后，我们就开始看起了那个充满了奇怪颜色的、荒诞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绿色的脸，紫色的太阳，都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
常。
比赛的结果，毫无
悬念。
颁奖典礼那天，是在县文化馆那个小小的、铺着红色地毯的礼堂里举行的。我穿着妈妈特意给我买的一身崭新的、有些扎的蓝色运动服，坐在第一排。 我甚至连自己的作品都没有在展览墙上找到。
当那个我不认识的文化馆领导用一种抑扬顿挫的腔调，念到“小学组金奖，何晨”时，我感觉整个礼堂里所有的目光，都像一撮撮带着火星的、看不见的灰尘，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走上那个铺着红地毯的、高高的舞台，从那个领导手里接过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的获奖证书，和一个装着二百块钱奖金的、同样是红色的信封。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为我鼓掌的老师和同学。我看到了曾文静，她也在鼓掌，只是脸上，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我又看到了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脸上带着得体微笑的妈妈。
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喜悦，只有一种巨大的、不真实的、甚至是可耻的负罪感。
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这份负罪感从何而来。我只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在庙会上，被大用几颗糖哄着，去偷拿了别摊位上一个漂亮风车的孩子。风车在我手里，转得越是鲜艳，越是好看，我心里就越是发慌。
(17)
立春那天，我们县城并没有立刻暖和起来。空气里那
烧蜂窝煤的呛味道，只是被一阵不知从哪儿吹来的、带着河腥味的
气给冲淡了一些。街角那个给炉子换底的白胡子老，敲打铁皮的声音倒是比冬天时清脆了许多，不再那么沉闷。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电影院门
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已经冒出了几个比米粒还小的、
黄色的芽苞。
生活像我们家窗外那条常年流淌的、浑浊的护城河，表面上看起来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可底下那些看不见的淤泥和水
，却在随着季节，悄悄地改变着位置。
舅舅是在立春后的第三天来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两手空空，而是提着一条用红绳拴着鳃的、硬邦邦的冻鲤鱼。地址WWw.01｀BZ.c｀c那鱼很大，尾拖
